『台灣的政治國族史，舉世無雙的複雜度，三種立場沒什麼稀奇。黃春明短篇小說〈戰士，乾杯！〉，寫了南臺灣好茶部落的一個家族，四代男人都是戰士，卻因每代都換了侵略者，所以四代戰士打敵人，也打敵人的敵人，讓無冤無仇變成不共戴天。黃春明寫道：「這般荒謬的情形，在今天這個世界𥚃，恐怕更難找到了吧。」
世界真的很難找到更複雜的國族史了。然而再荒謬，卻真的就是我們臺灣。因此，看待歴史的立場愈是單一鮮明的，愈可能排除他人，愈可能以正義之名遂行不義。也因此，相對於抗戰、勝戰、光復之類善惡分明的立場，「終戰」或許是比較包容的概念。』*
臺灣在1894年清廷戰敗之後割讓給日本。從1895年日軍登陸佔領臺灣開始，到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戰敗為止，日本人統治了台灣約50年。
臺灣做為日本的殖民地，臺灣人則備受日本人的歧視。因為不是日本人，因此在日本發動戰爭的初期，是沒有資格當日本兵的。
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華北，開始徵調臺灣人做軍伕。
1941年偷襲珍珠港之後，日本人為了在南洋作戰，開始向臺灣地區徵募「志願兵」。『......皇民奉公會透過學校、保甲、警察系統大力鼓吹，迴響極度熱烈，共有四十二萬人報名，約是當時臺灣全部男性人口的十四%。扣除老的小的，屆齡的臺灣青年幾乎全部動員起來了。』*
當時的臺灣人，渴望變成真正的國民，也就是日本的皇民，因此熱烈參與了不知為何而戰的戰爭。
其中最勇猛的是從原住民部落徵集來的「高砂義勇軍」，擅長在南洋叢林中作戰，如果缺糧就自行打獵、野外求生，很多日軍是靠著他們特別的能力，才免於在叢林中餓死的。
去做軍伕的固然大多沒有回來，勇猛的高砂義勇軍也很少有倖存者。
在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戰敗時，這些在外參與戰爭的臺灣人，變成裏外不是人了。
日本人認為他們是臺灣人，日本人的後撤不會考慮到他們。而在戰地接管的盟軍，則視他們為敵對的人，和日本人一樣被關入戰俘營裏。
那些在外參戰的臺灣人，有些人不得已留了下來，甚至參與了當地的民族獨立的革命，而湮沒在遙遠的歴史裏了。其中有些臺灣人，好不容易輾轉回到了臺灣，才發現講日語的他們，面對的是要講北京話的陌生環境，而且戰時發生的事情，變成了禁忌，他們成為失語的一族。
國民政府在1945年之後，為了打國共內戰，也在臺灣召募了一批「國軍」，他們有不少人在1949年之後滯留在中國，夾在國共之間，也無人聞問。
原住民的菁英，也有人很擔憂「高砂義勇軍」的召募，對部族命脈的影響。受日本教育的鄒族頭目矢多一生(高一生)，看到鄒族青年如此踴躍參軍，就曾出面勸阻孩子剛出生的熱血青年，而被駐在所主管罰面壁思過一個晚上呢！
高一生在二二八事件中，出面協助維持社會秩序，也庇護了不少外省人。他一輩子推動高山自治，不見容於當局，被羅織貪污、通匪、叛亂罪名，在1954年槍決。
在終戰前，隨著日本在東亞軍事上面的勝利，被日本人視為次等國民的臺灣人，也努力在更大的舞台上求取生存。音樂家江文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
1936年江文也以一首《臺灣舞曲》，得到國際性音樂獎項，一夕成名。但是當時日本的樂壇，刻意漠視他的成就，江文也只好到日本在中國華北佔領區的北京謀求發展。戰後國民黨以「漢奸」名義羈押入獄。國共戰爭之後，江文也滯留中國，不料在1957年開始的反右鬥爭，因為是曾為日本人做過事的臺灣人，被鬥。文革期間被打為黑五類，在1969年下放河北保定勞改。江文也 在1978年平反，歷經21年的苦難，已經臥病在床、氣息奄奄了。
大家熟知的臺灣歌謠音樂鄧雨賢，是另外一個例子。
鄧雨賢雖然是客家人，但是他最為人稱道的是創作了諸多用福佬話唱的台灣民謠，其中最有名的是號稱「四月望雨」的《四季紅》、《月夜愁》、《望春風》、《雨夜花》等等。
鄧雨賢在日本統治下，被迫把他所作的部分民謠改為軍歌。他氣憤之餘，在35歲的1940年辭去台北的工作，搬到新竹的芎林，在芎林公學校教幾個小小的蒙童，在二次大戰結束前一年因心肺疾病瘁逝，享年才短短的39歲。
日治時期有讀過一些書的臺灣人，莫不渴慕日本。他們也知道徵兵的危險，因此考大學以圖緩徵，就是一個方法。彭明敏就是其中一個例子。
彭明敏的家境很好，1939年中學還沒有畢業就到日本留學了。1945年為了躲避盟軍對東京連番的轟炸，到長崎投靠兄長，沒有想到還是沒有完全躲過，在途中的船上被炸斷了左臂。
彭明敏曾當選十大傑出青年。1964年起草「臺灣自救運動宣言」，主張臺灣應該以新國家進入聯合國，在二二八之後白色恐怖的靜肅期之後，又再度碰觸到臺灣人自我認同的敏感神經。
還有一群臺灣出生的日本人(灣生)，對自己到底是日本人還是臺灣人，也是他們心裏一輩子的困惑。
在終戰時，田中準造只是一個小學生，是標準的「灣生」。他的父親是當時新營糖廠的廠長，但是畢竟被認為是日本人，所以舉家只好遷回日本。1993年，田中準造在司馬遼太郎陪同下，重返新營尋找小時候幫他看病的沈乃霖醫師。
『兩名歷經滄桑的男人，忍不住相抱而泣，診所隨即掛出「今日休診」的牌子。』*
田中準造能與沈乃霖醫師，能夠在50年後在台灣再相逢，還真是有些機運。
沈乃霖醫師在二二八事件中，曾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臺南縣分會的負責人，也曾被架上軍車遊街，吃了一個月的牢飯。他很幸運，活了下來。當時新的統治者到處誘捕台灣的菁英，擔任嘉義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「和平使」的畫家陳澄波，則是在同一年(1947年)被槍斃在嘉義火車站前的呢！
『這場戰爭無疑是臺灣歷史的人性悲劇。日本人在軍國主義的動員下，喊著大東亞共榮的口號，合理化了戰爭的罪行，包括對敵人、對同袍、甚至對自身的凌虐。殖民地的士兵，更是最荒謬的一群。他們比起內地的日本兵，有更嚴重的認同錯亂。在故鄉，他們是次等的被殖民者，在東南亞，他們是殘忍的侵略者。到了戰後，他們沒有受到祖國的庇護，卻要分擔祖國的戰爭責任。他們終其一生恐怕都有一個疑惑：究竟這場戰爭，臺灣人是為何而戰？為誰而戰？』*
從歷史上看來，臺灣人並沒有因為終戰而卸下那種身分認同的困惑，而是又經歷了一批新的統治者，又死了許多人，才好像慢慢有一點頭緒。
你是什麼人？每個臺灣人都可能說出不同的答案。它是一個既重且輕的問題。如果哪一天，大部分的臺灣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，都能舉重若輕地回答，那麼才真正達成自我的認同吧！
終戰之後，是一個革命的時代，還真的有臺灣共產黨呢！「保密防諜，人人有責」為終戰後的臺灣，刷上了白色恐怖的底色，我們不可以忘記。
*：《終戰那一天》，蘇碩斌 策劃，江昺崙/吳嘉浤/馬翊航/楊美紅/蔡旻軒/張琬琳/周聖凱/蕭智帆/盛浩偉 著
2021/2/8 終戰那一天 Damake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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